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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元明清
    陽明思想在歐美的傳播研究
    發表時間:2022-05-12 23:20:00    作者:蔡亮    來源:浙江社會科學2022年第2期。


    摘要:陽明思想的域外傳播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明清之際,在“東學西漸”的洪流之中,包括陽明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思想文化傳入歐洲,并在一定程度上滋養了歐洲啟蒙運動者的精神世界。通過梳理五百多年的傳播歷史,可以發現陽明思想在歐美的傳播呈現出傳播歷程的階段性和傳播路徑的交織性兩大顯著特征。
    關鍵詞:陽明思想;歐美傳播;浙學;域外陽明學



     引言


            陽明思想根植于儒學學術傳統,是融匯了以王陽明為代表的該學派思想家在哲學、宗教、倫理、政治、軍事、文學和教育等領域重要思想的學說體系,作為“形成于明代中葉,而興盛于明末、轉型于明清之際、開新于近現代的良知心學”,是浙學“起到主導性作用的思想形態”1。陽明思想的域外傳播與東學西漸的洪流多有交錯,成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
           
    16世紀至今,經過輸入國的文化改造和轉化,一些國家形成了獨特的域外陽明學現象,陽明思想在歐美不同國家的傳播及接受也成為學界的關注重點。2然而,由于史料占有的局限,對于陽明思想在歐美的傳播歷史,學界尚存在發端語焉不詳、階段劃分不清、軌跡追溯不暢和非英語國家挖掘不足等問題。因此,進一步厘清陽明思想的傳播歷史、傳播路徑以及傳播內容,對于歸納標志性浙學思想流派如何參與中西文明互鑒的意義重大。在五百多年的域外傳播中,陽明思想在歐美的傳播表現出傳播歷程的階段性和傳播路徑的交織性兩大顯著特征。
     

    一、陽明思想在歐美傳播歷程的階段性特征


            陽明思想在歐美的傳播歷程可劃分為孕育期、形成期和發展期三個階段。16世紀初至19世紀上半葉,陽明思想的西傳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孕育期。期間,16—17世紀西方外交使者、傳教士和旅行家在中國的游記、報告為陽明思想的歐洲傳播奠定了基礎。18—19世紀上半葉,主要是法、德兩國的漢學研究培育了陽明思想在歐洲傳播的萌芽。19世紀下半葉至 20 世紀上半葉是陽明思想在歐美傳播的形成期,英語世界引領了這一時期的風潮,20世紀初,譯著《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出版成為形成期的轉折性節點。(見表 1)


           20世紀下半葉至今,陽明思想在歐美的傳播經歷了持續的發展過程。20世紀70年代,美國新儒學研究的興盛與陽明思想研究的興起交織貫通。進入21世紀,“中國大陸王陽明研究的復興”與“國際陽明學研究的繁榮”交相輝映,陽明思想的歐美傳播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

         (一)第一階段(16世紀初—19世紀上半葉):陽明思想在歐洲傳播的孕育期

           王陽明事功在歐洲的傳播最早可追溯至王陽明在世之時,16世紀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成為傳播的重要輸入國。與王陽明密切相關的歷史事件,甫一發生,便見之于葡萄牙外交使者和傳教士的中國游記及信札中。當時跟隨武宗歸京的葡萄牙外交使者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記載了正德皇帝對宸濠的處置:“1521年一月……,他(武宗)在距該城(北京)兩里路的地方(通州)停駐,審判一名在一個省叛變,反對他的親戚(宸濠)……”4。使團中的另外一位成員克里斯托弗·維埃拉(Cristóvão Vieira)也在一封信中記載了宸濠在通州被誅的情形,“他(武宗)審判一個反叛他的親戚,并命令吊死后把他(宸濠)焚尸。”5兩份記錄彼此咬合,互為印證,前者收入1552年葡萄牙史學家巴洛斯(João de Barros)的《亞洲十卷書(卷三)》(Terceira Décadas da Ásia),后者《廣州葡囚書簡》(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ão)編入《1513-1753葡中外交史的報道》。6宸濠伏誅通州為王陽明平定寧王之亂畫上句號,葡萄牙人的目擊式記錄還原了這一歷史細節。顯然,歐洲人對中國時局變化和社會進程的探測使得相關事件很快進入他們的視野,1585年西班牙人門多薩(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華大帝國史》(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同樣記錄了“寧王宸濠之亂”。7
           明末清初,大量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社會之時,也是心學深刻影響中國士人之際,歐人與陽明思想的碰撞有其歷史的必然。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與中國文士的交游貫穿其在華生涯,陽明后學構成其重要的交往群體。1595年至1598年,利氏在南昌生活期間,他多次受邀講學白鹿洞書院,當時擔任山長的是江右王學代表人物章潢。8 1599年冬,泰州王門焦竑、李贄與利氏在南京會面,雙方圍繞人性的問題,展開了一場關于“基督之道”與“孔孟之道”的對話。9此外,利氏還與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馮應京、郭應聘、王泮、鄭一麟、瞿汝夔、石星、王肯堂等陽明學派人士交往密切。利氏《天主實義》《交友論》等重要論述的寫作和出版得到章潢、馮應京等人的直接幫助。10
           利瑪竇與徐光啟的交往頗具思想交融性,前者執行“合儒”、“補儒”和“超儒”11的理論路線,后者奉行“欲求超勝,必須會通”的思想信念。12利氏深悉儒家思想精髓,加之,陽明學學術圈子的耳濡目染,他的論著中多有融合心學要義之處,他在《天主實義》中論及:“理者……或在人心……事物之理合乎人心之理,方謂真實焉……”13,利氏此處的行文近乎是對“物我一體,心物一體”的同義轉譯。徐光啟篤信王陽明“圣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14為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徐光啟主張實行以“無心”融“有心”的會通大道,言:“我善無大,故人善無小,而言與行俱會通于不窮之中”。15徐光啟將西方科學技術文化視為實學實心,致力于用科學知識補足儒學,最早提出“師夷長技”16。近世學者兼教士的方豪坦承傳教士文化吸取的表象下有其宗教融通的目的,“以證實新傳入的教義和他們(中國人)先輩的遺訓、固有的文化,是可以融會貫通的、可以接受的。”17
           17—18世紀,“中國熱”席卷歐洲,西方傳教士成為歐洲哲學家了解中國思想的中介,他們譯介和編寫的中國思想文化著作持續在法、德、意等國刊行。1713年,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在致法國學者尼古拉·德·雷蒙的信中引用和討論了“心即理”學說。18此后,在漢學研究先后確立的法、德兩國,“王陽明”被正式編入兩國的漢學典籍。1735年,法國著名神父、漢學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編撰的《中華帝國全志》,收錄有關王陽明(Ouang yong ming)的譯文10段,其中文錄6段,《傳習錄》2段, 外集1段,續編1段。內容涉及語錄以及陽明與弟子、地方官員的論學書信。19原著為1536年版《王陽明全集》,即嘉靖十五年聞人詮刻《陽明先生文錄》。選段譯者為法國傳教士赫蒼壁(Julien-Placide Hervieu),該書索引中有專門的“王陽明”款目,所收錄內容皆以主題索引的形式清楚列出。20同時收錄的還有陽明后學唐順之的《荊川先生稗編》選錄 40 段譯文。21 1770年,耶穌會士馮秉正(Joseph de Maillac)編譯的法文版 《中國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Chine)中記載了王陽明通過軍事策略平定寧王叛亂的事功。22 1840年,德國漢學家碩特(Wilhelm Schott)在其編纂的《御書房滿漢書廣錄》(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chu-tungus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中盛贊了王陽明及其學派對于那個時代燦爛思想的貢獻。23陽明思想所代表的道德生活秩序引起法、德漢學家們的關注。1835年,法國儒蓮(Stanislas Julien)在譯作《功過格》(Le livre des récompenses et des peines)中談及王陽明與王艮論道德的對話。24 1841年,德國格拉迪施(August Gladisch)在《世界史理解入門》(Einleitung in das Verständnis der Weltgeschichte)中討論王陽明的靜坐思想(Stillschweigen)。25
           英語世界對王陽明的認知最初來源于歐洲漢學著作的英譯本。1741年《中華帝國全志》(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英譯本在倫敦出版發行,王陽明正式進入英語典籍。1818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主編的 《印中搜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翻譯和發表了王陽明的《諫迎佛疏》(The Systems of Budha and Confucius)一文。1834年,美國傳教士、漢學家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其主持的《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中轉載刊登了此篇翻譯。譯文的編者按介紹了王陽明創作該文的用意在于勸諫正德皇帝化佛為儒,以儒為宗(induce him to following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us),同時指出這篇文章是認識儒家學說思想和 “中國邏輯的典型案例”(a tolerably fair specimen of Chinese logic)。26

         (二)第二階段(19 世紀下半葉—20 世紀中葉):陽明思想在歐洲傳播的形成期

           19世紀下半葉,陽明思想在英語世界的密集傳播開啟了其在歐美傳播的形成期。一些具有中國或遠東實際生活經驗的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成為活躍的陽明思想傳播群體。1856年,密迪樂(Thomas Taylor Meadows)的《中國人及其叛亂》(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介紹了王陽明的歷史地位,為了幫助英國人更好地了解王陽明的軍事才能,他提及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率軍打敗蘇格蘭人的戰役。27 1867年,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的《中國文獻紀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介紹了王陽明和《王陽明集》的條目分類,同時敏銳地指出,王貽樂刊本雖然號稱全集,“但總量不及王陽明原作的一半”28。1879年,托馬斯·沃特斯(Thomas Watters)在 《孔 廟 從 祀 者 介 紹 》 (A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梳理了王陽明的生平及思想,明確了他在儒家學派中的地位。 托馬斯將王陽明視為陸九淵的追隨者,他指 出陸王心學對禪宗的借鑒,并介紹了清代理學家陸隴其對陸王心學的批判。 29 1886 年,艾約瑟(Edkins Joseph)在上海出版的《教務雜志》(The Chinese Recorder)探討了陽明思想與佛教和基督教的融合發展。30 1886年,道格思爵士(Douglas, Sir Robert Kennaway)在《大英博物館所藏漢籍目錄》(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中將王陽明兩部作品收入典籍目錄。31 1898年,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在《古今姓氏族譜》(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中特意提及王陽明在萬歷十二年(1584年)獲得從祀孔廟一事,32該事件在明代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影響可見一斑。
           陽明思想持續傳播的態勢進而拓展到包括歐洲和北美更廣闊的區域。1871年,德國人類學家阿 道 夫·巴 斯 蒂 安 (Adolf Bastian)在 《東 亞 見 聞錄 》 (Die Völker des östlichen Asien:Studien und Reisen)中,談及王陽明與宗教信仰的問題。33 1892年,荷蘭漢學家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在英文著作《中國的宗教制度》(The Religious Systemof China)講述王陽明與佛教的故事。34 1899年,美國《一元論者》季刊(The Monist)主編,德裔美國學者 Dr. Paul Carus 發表文章《日本的哲學》(Philosophy in Japan), 他向美國讀者介紹了王陽明對日本哲學的塑造。35 1913 年,朗巴特(Frank Alanson Lombard) 的著作 《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教育研究》(Pre-Meiji Education in Japan)深入分析陽明思想經由教育領域對日本社會的深刻影響。36至此,王陽明在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地位開始為西方學者熟知。
           20世紀初,英文譯著《王陽明的哲學思想》的出版成為陽明思想在歐美傳播的里程碑事件。譯者美國人恒吉(Frederick Goodrich Henke)與中國淵源頗深,曾兩度來華。1900年底,恒吉作為美國衛理公會的成員來到江西,并在此生活了7年之久。1907 年春,恒吉回到美國,并先后獲得教育心理學碩士學位和哲學博士學位。1911年1月,恒吉受聘成為金陵大學哲學系教授,在任教金陵大學期間,他開始著手翻譯王陽明的著作,翻譯工作得到包括劉靖夫(Liu Ching-fu)、李瀛(Alexander Y. Lee)和劉靖邦(Liu Ching-pan)等中國同事和朋友的幫助。37譯著在美國出版后,1917 年,The Open Court 雜志在“名家薈萃(Miscellaneous)”欄目編者按指出,王陽明作為東方圣人的地位得到西方人士的認可, 其在思想傳播史上的重要性,可與康德(Kant)的實踐唯心主義相提并論。38 1918 年,《皇家學會北中國分會會報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贊譽:“王陽明迎來了屬于他的時代。 (Mr. Wang is coming to his own.)”39
           恒吉的譯著成就了美國漢學研究擺脫歐洲漢學附庸地位的一次突破性嘗試。胡適對從事海外漢學的外國研究者一向不以為然,但是他很早就對恒吉的陽明學研究流露出巨大的興趣。1914年4月10日,在研讀了恒吉發表的相關論文后,他在日記中認真寫下:“殊有心得,志之于此,他日當與通問訊也。” 40 1921年,美國歷史學家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認為恒吉的譯著將長期成為西方有關中國哲學史最有價值的書籍之一。41 1936年,神學學者夔德義(Lyman V. Cady)完成了關于王陽明的碩士論文:Wang Yang-ming’s “Intuitive knowledge”(《王陽明的良知之說》),他探討了中西哲學視野下的致良知思想,恒吉的譯著是他手頭必備的參考書。 42值得一提的是,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非常認同王陽明的教育思想,他稱贊王陽明是“集施政者、教師和具有罕見洞察力的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 43恒吉的譯著也促發了20世紀上半葉世界漢學領域對陽明思想的廣泛探討。
           同一時期,法國傳教士兼漢學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1935年出版 《中國智慧與基督教哲學之間歷史關系的研究》(Sagesse chinoise et philosophie chrétienne: essai sur leurs relations historiques)選錄了部分王陽明的詩詞和信件。 1936年,華人神父王昌祉(Wang Tch’ang-Tche)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出版 《王陽明的道德哲學》(La philosophie morale de Wang Yang-Ming),這是法語世界第一本研究王陽明的學術專著。44德國漢學學者佛爾克(Alfred Forke)解析王陽明的“心即理”與“致良知”哲學思想。45 1935年,蘇聯東方學家阿列克謝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撰寫《動亂與革命年代的中國文化》,王陽明被冠以“晚期儒學最著名的改革者” 稱號。1936年,《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一版)(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 педия1-е изд)出版,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及陽明學派的形成被收入詞典《中國哲學》部分,編寫者為蘇聯漢學家彼特羅夫(B·B·петров)。1942年,阿列克謝耶夫譯介王陽明入選《古文觀止》的三篇文章,俄語世界對王陽明文學貢獻的認知得以加強。46

         (三)第三階段(20 世紀下半葉至今):陽明思想在歐美傳播的發展期

          20世紀下半葉,北美華人學者群體以巨大的熱情投入陽明思想的譯介和研究當中。在張君勱(Carsun Chang)、秦家懿(Julia Chia-Yi Ching)、陳榮捷(Wing-tsit Chan)、黃秀璣(Huang Siu-Chi)、杜維明(Tu Wei-ming)、余英時(Yu Ying-Shih)、成中英(Cheng Chung-Ying)、李植全 (Jig-Chuen Lee)等人的持續推動下, 陽明思想在北美邁入系統研究階段。自20世紀70年代,隨著美國新儒學研究的興起,一批美國漢學家紛紛加入該研究領域,包括倪德衛 (David S. Nivison)、柯雄文 (Antonio S.Cua)、安靖如(Stephen C. Angle)、安樂哲(Roger T.Ames)、艾文賀(Philip J.Ivanhoe)、狄百瑞(William T. de Bary)等。1972 年,陳榮捷在《歐美的陽明學》中指出,“歐美王學已開其端, 近十年進步更大……王學研究,當必日進無已也。”47
           陽明思想研究興盛之風在美國催生出一批研究重鎮,其中以夏威夷大學最具代表性,該校擁有哲學系教授摩爾(Charles A. Moore)和陳榮捷于1950年創辦的《東西哲學》(Philosophy East and West)、成中英于1973年創辦的《中國哲學》(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兩份季刊,上述刊物成為英語世界發布陽明思想研究的重要學術平臺。1972年 6 月在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王陽明誕辰五百周年紀念會更將陽明思想研究推向國際學術舞臺。此外,徹談慕學院(Chatham College)、達慕思學院(Dartmouth College)和加州伯克利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等研究機構皆對陽明思想的國際傳播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48
           進入21世紀,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主流哲學出現了主動轉化陽明思想的趨勢。 在倫理學領域,2007 年,萬白安(Bryan W. Van Norden)出版《早期中國哲學中的德性倫理與后果論》(Virtue Ethics and Consequentialism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49 2009年,安靖如(Stephen C. Angle)出版《圣人之境: 宋明理學的當代意義》(Sagehood: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 -Confucian Philosophy)50,兩部著作都重點論及如何實現王陽明倫理思想的當代轉化。在哲學領域,當代西方主流 哲學家開始關注如何將陽明思想 “為我所用”。2002年,弗里西納(Warren G. Frisina)出版《知行合 一 : 通 往 知 識 的 非 表 征 理 論 》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 Toward a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Knowledge),他認識到知行合一的普遍意義,即是可分享的世界價值。51 2010 年,情感主義德性倫理學 (Sentimentalist Virtue Ethics)開創者邁克爾·斯洛特(Michael Slote),嘗試著在陽明倫理思想中挖掘有益于其學說發展的思想資源,并發現西方同情(sympathy)概念與王陽明倫理哲學中“同感”觀念非常接近。52此外,瑞士哲學家兼漢學家耿寧(Iso Kern)、任教于中喬治亞州立大學的伊來瑞(George L. Israel)和新加坡的田偉廷(David W. Tien)分別從現象學、傳播學和心理學等領域助力, 使得陽明思想逐漸成為世界學術領域重點關注的思想流派。

     

    二、陽明思想在歐美傳播路徑的交織性特征


           由于歷史的原因,在陽明思想歐美傳播的孕育期和形成期,西方來華傳教士、訪日傳教士以及海外華人學者和中國留學生構成了主要傳播群體;在發展期,西方漢學家、學者和中國港臺華人學者成為主要傳播力量;進入21世紀,中國大陸、港臺學者加強了陽明思想的國際傳播研究,大大豐富了在歐美傳播陽明思想的參與主體。 圍繞不同的傳播群體,不同時期陽明思想西傳的三條主要路徑逐漸浮出水面,即東學西漸、東渡西傳和中學西進。三條傳播路徑脈絡清晰,彼此交織,書寫了中外文化交流歷史上的繽紛一頁。(見表 2)


         (一)東學西漸

           東學西漸指的是經由來華傳教士和漢學家將陽明思想傳到歐洲的路徑。歐洲資本主義興起初期,伴隨著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海外擴張,大量西方外交使者、來華傳教士與旅行家開始全方位地向西方介紹中國,客觀上推動了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在這一趨勢中,西方來華傳教士群體扮演著陽明思想傳播的“媒介”角色,充當起東西方文明邂逅時的對話介質渠道。
           在對中國古代哲學、道教、佛教以及宋明理學的介紹中,陽明思想進入西方,從而豐富了17世紀包括法國哲學家笛卡爾、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等人的思想理論。53 16世紀的歐洲將儒教(Jukiao)視為“一些有學識者的宗教、哲學,或政治”54。萊布尼茲在對“心即理”和“萬物一體”思想的詮釋中創造性地將儒教與自然神學聯結在一起,認為東西方文化存在理性主義的內在一致性,故而倡導“宗教融通主義”55。顯然,這一理論與當時西方傳教士的中國傳教實踐互為表里。加之,以利馬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與陽明后學徐光啟等人的儒耶對話“成就斐然”,這讓 19 世紀西方傳教士一度產生“借道” 陽明思想來改造中國社會的幻想。1886年,主持《教務雜志》(Chinese Recorder)的艾約瑟(Joseph Edkins)即認為宗教思想融合發展的趨勢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他寫到:

           宋代,哲學與宇宙起源論式微,投機主義盛行。明代,在王陽明的引領下,思想領域發生了變化。王陽明是佛教徒,并試圖融合佛儒。凡此種種,久久為功,教派合流終成潮流。不難發現,明代及當世那些主張信仰一體、折衷取法的經典書籍都有其發端源頭。宗教思想一旦有所發酵,現狀便有利于基督教的發展。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天主教教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得以占據公眾思想, 并獲得迅速傳播。56

          早期西方傳教士研究中國佛教和譯介佛教經典的出發點,是以傳播基督教為目的的思想信息收集。艾約瑟是傳教士中研究佛教的代表性人物,他雖然錯把王陽明當作佛教徒,但是其譯介活動間接推動了陽明思想的傳播。1818年,《印中搜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也是在比較儒教與佛教思想時,譯介了王陽明的《諫迎佛疏》?!队≈兴崖劇返膭摽哂笋R禮遜(Robert Morrison)是西方派到中國大陸的第一位基督教新教傳教士,該刊是英語世界第一份有關中國的刊物,定期收集整理關于中國思想、信仰和醫學等情報信息。1844年,裨治文將《諫迎佛疏》譯文收錄到《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他基于神學思維從王陽明對佛教的批判中解讀出儒家對“生命的藐視”,認為這是“儒家學者群體普遍對不朽精神命運的漠不關心”的典型。57
           
    幫助恒吉在美國出版譯著的 Paul Lucas 熱衷研究東方哲學和宗教,他與日本高僧鈴木大拙(D.T. Suzuki)交往密切,曾邀對方翻譯《大乘起信論》《六祖壇經》 等中文佛教典籍, 鈴木大拙亦可是Paul Lucas 了解王陽明的一個渠道。深諳中國哲學思想的 Paul Lucas 對王陽明與佛教的關系非常清晰,為了照顧不熟悉中國哲學的西方讀者,他甚至將王陽明比作基督教圣人托馬斯·阿奎那(Christian sage Thomas Aquinas)。 阿奎那向公眾宣教基督教信仰與亞里士多德哲學的相容性,王陽明試圖以一種非常相似的方式調和佛教與儒家思想。58
           
    20 世紀交匯之時,恒吉以傳教士兼漢學學者雙重身份開展陽明思想研究,他的譯著出版將陽明思想在歐美的研究拉抬至東西方文明對真理的探討范疇。Kia-Lok Yen(顏任光)指出,王陽明“知行合一” 之學代表著東方文化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偉大成就,王陽明這一最實用的觀點與他同時代的西方人有許多共同點。59通過對恒吉傳播陽明思想的脈絡考察不難發現,“布道事業現實之需要,傳教區域地理之便利,儒學發展脈絡之清晰,真理思想追求之契合,中國朋友交游之積淀,中西文化匯通之趨勢,中國社會變革之恢宏”,這些綜合要素立體地反映出對話傳播的本質是精神的契合,在陽明思想的歐美傳播中,對真理的卓絕探索已超越了單純的宗教傳播行為。60 20 世紀上半葉起,歐美學者開啟了對王陽明思想的廣泛探討,在諸如心理學、倫理學、經濟學以及文學等領域形成了世界文明和以陽明思想為代表的中華儒家文明的深刻對話。

          (二)東渡西傳

           東渡西傳特指陽明思想經由東亞,主要是從日本傳播到歐美的路徑。伊來瑞認為,“在 1893年,王陽明及其學說從一篇有關日本哲學的文章中被傳入西方”61。這種觀點雖不準確,但是揭示出東渡西傳是陽明思想傳播至歐美的一個重要路徑。 自明代以來,日本的陽明學研習者對陽明思想進行長期挖掘、傳播或理論踐行,進而形成日本社會對陽明思想的改造和再生產。62張君勱認為日本社會具有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明治維新的成功與日本對陽明學的成功改造高度關聯。63中西互補的包容特質使得日本成為陽明學西傳歐美的擺渡者。
           1898年,道格思爵士(Douglas, Sir Robert Kennaway)在《大英博物館所藏日文目錄》(Catalogue of Japanese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收錄1880年出版的兩部關于王陽明的著作,一部是冢原苔園(Tsukawara Taiye)輯《王陽明先生詩抄》上下冊;另外一部是村瀨誨輔(Murase Kaiho)編四卷本《王陽明文粹》,書中這兩部著作的名稱都以漢字呈現。64 1908年,英國傳教士沃爾特·德寧 (Walter Dening)在《日本亞洲學會叢刊》以英文撰寫《日本陽明學的傳承》(The Philosophy and Teaching of Wang Yang-ming in Japan),該文對井上哲次郎(Inoue Tetsujiro) 的陽明學觀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65 1913年,在日本傳教的英國東方學者朗巴特(FrankAlanson Lombard)聚焦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教育,他通過對中江藤樹等日本教育家的研究, 發現陽明思想對學生個體的人格塑造和對社會的深刻影響。66
           美國社會通過與日本的廣泛接觸加深了對陽明思想的了解。1870年至1874年之間,美國東方學家格里夫(William Elliot Griffis)曾在福井和東京工作,格里夫發現王陽明對日本社會的巨大影響力,他說:“王陽明(ōyōmei,王陽明的日語發音)的思想為日本的文明開化和國家再造打下了基礎。”67格里夫認為王陽明的哲學滋養了日本的思想界,其覆蓋面之廣,數量之巨,遠比陸軍、海軍或者與外部思想和力量碰撞所培養的多。68在與井上哲次郎的學術探討中,Dr. Paul Carus 指出中江藤 樹是日本陽明學的開創者,日本陽明學的地位是通過影響受過良好教育的上層階級而確立的。69需要指出的是,1914 年,恒吉的論文《王陽明:中國之唯心學者》就發表在 Dr. Paul Carus 主持的《一元論者》雜志上。恒吉的譯著能夠順利出版與身為 出版社負責人 Dr. Paul Carus 的支持密不可分。70 1908 年,美國學者蓋倫·費舍爾(Galen M. Fisher)在《日本亞洲學會叢刊》撰文《近江圣人:中江藤樹生平及教育思想》(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NakaeToju, the Sage of Omi)。作者認為中江藤樹及其高足熊澤蕃山一生踐行陽明思想,他們可謂是日本民族思想和生活的締造者。71
           經由日本傳播到歐美國家的陽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會打上日本文化的印跡。1950 年,日裔美國作家米爾頓·村山(Murayama Milton)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其碩士學位論文《王陽明與禪》(A Comparison of Wang Yang-ming and Zen Buddhism)。在經過日本文化改造之后,王陽明和禪都被賦予了擁抱生命體驗的意義。72 1947 年,蘇聯漢學家拉杜里-扎杜羅夫茨基(Радуль-Затуловский)的《儒學及在日本的傳播》出版,日本陽明學者的觀點成為俄語世界研究王陽明的主要參考。73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Мисима Юкио)是王陽明的忠實追隨者,因為他的巨大聲譽,其哲學隨筆俄語版《陽明學是革命哲 學 》(Учение Ван Янмина как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出版后在俄羅斯風靡一時。
           陽明思想經由朝鮮半島尤其是韓國,傳播到歐美國家亦是東渡西傳的重要觀測點,韓國江南大學系統神學教授金洽榮(Heup Young Kim)為代表性人物。金洽榮成長于儒家思想浸淫千年之久的韓國家庭,基督徒身份給他帶來無比的生命掙扎(existential struggle),最終在儒家修?。╯elf-cultivation)與基督成圣(sanctification)兩種完人文化(how to be fully man)的引領下,他實現了內心的和解。1996 年,金洽榮在美出版《王陽明與卡爾· 巴特:一場儒家和基督教的對話》(Wang Yang-ming and Karl Barth: A Confucian Christian Dialogue),論著從儒耶對話的視域比較陽明心學與基督教要義,并把致良知引入了基督教神學。74陽明思想東渡西傳的韓國路徑值得深入研究。

         (三)中學西進

          中學西進特指由華人學者群體主動發起和參與的陽明思想在歐美傳播活動,活動被西方學界接受,并產生較大影響。20世紀初,華人學者開始主動承擔起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重任,他們利用本土文化身份的優勢向西方介紹陽明思想,并通過各種努力投入到與世界分享陽明思想的學術活動中。在顏任光(Kia-Lok Yen)、劉伯明(Liu King-shu)、張煜全(Chang Yu-chuan)、張君勱(Carsun Chang)、馮友蘭(Fung Yu-lan)、王昌祉(Wang Tch'ang-tche)、陳榮捷(Wing-tsit Chan)、唐君毅(T'ang Chun-I)、黃 秀 璣 (Huang,Siu -Chi)、 秦 家 懿 (Julia Chia -Yi Ching)、杜維 明(Tu Wei-ming)等 人 的 持 續 推 動下,20世紀后半葉陽明學研究迎來一個新的高潮。
           劉伯明,名經庶,1911 年赴美國西北大學攻讀哲學與教育學位,1913 年完成碩士論文 《華人心性論》(Prolegomena to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ought),他在文中對陽明思想進行了介紹,并多有闡發。 他將良知翻譯為“Conscience”,將陽明心學總結為良知之學, 他認為良知之學是中國哲學家們經過無數反思形成的最重要的思想, 他還引用王陽明的話分析良知:“真個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75劉伯明是目前文獻可查的最早將王陽明思想寫進英語碩士論文的中國知識分子。歸國后,劉伯明曾任教于金陵大學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 他與同時期任教金陵大學的恒吉多有交集。劉伯明倡導“惟真是求”的科學精神,與吳宓等人一起創辦《學衡》雜志,成為學衡派的靈魂人物。76
           張君勱(Carsun Chang)是陽明思想中學西進路徑的開拓性人物。1954年,他以西方哲學概念檢視中國哲學傳統,發現在認識論領域的理性哲學傳統中,陽明思想可占據一席之地。77他再以理智與直覺(Reason and Intuition)觀察,陽明思想的內涵同樣豐富而開放。78 1955年,張君勱進而系統介紹王陽明的生平、思想體系和陽明學學人。79以前述研究為基礎,他于1962年出版《十六世紀唯心主義哲學家王陽明》(Wang Yang-ming, the Idealist Philosopher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a),該書從唯心主義的角度系統詮釋了陽明思想。80此外,他在《新儒家思想史》中也對王陽明在新儒學思想發展中的地位做出介紹。81他還在《比較中日陽明學》中介紹了陽明學對明治維新的成功推動,并暢想應用包括陽明學在內的孔孟之學完成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改造。82
           華裔漢學家秦家懿的研究歷程透視出陽明思想中學西進路徑中的深刻性。秦家懿出生于上海,先后求學美國和澳大利亞,后入籍加拿大,有過近二十年的天主教修女生涯。 秦家懿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投入王陽明研究,其初衷是“尋找通往學問與智慧的捷徑”(discover a short-cut to leaning and wisdom)。秦家懿最終超越了個體的學術和精神啟蒙為西方世界展現了陽明思想的發展歷程和世界意義:在陽明思想史脈絡上,她探討了王陽明思想發展的巔峰——萬物一體思想 (All in One);83在中國思想史脈絡上,她探討王陽明與明代思想的關系;84在世界思想史脈絡上,她以“真我”(Authentic Selfhood)的概念比較王陽明和海德格爾的思想異同。85
           陳榮捷是在向英語世界推廣中國思想文化的過程中,展開陽明思想系統研究的。86 1963 年,陳榮捷在 《中國哲學文獻選編》(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書中翻譯王陽明的重要文獻《大學問》(Inquiry on the “Great Learning”)。87同年,陳榮捷出版譯著《王陽明〈傳習錄〉及其他著述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他翻譯《傳習錄》的動機,是他認識到恒吉譯本不完整和不完善,不利于充分傳遞中國思想內涵,如他所言:“非讀足本,殊不可解。”88陳榮捷的譯本被英語世界的王陽明研究者奉為經典。1972年,《西方的王陽明研究及參考書目注釋》(Wang Yangming: Western Studies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一文89發表,史料追溯雖有缺憾,但該文毫無爭議地成為首次全面梳理陽明思想在西方傳播的力作。
           北美漢學界一向重視儒家的經世傳統。1976年,杜維明出版《青年王陽明:行動中的儒家思想》[Neo -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 -ming’s Youth(1472-1509)]。 杜維明坦言愛利克·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在《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中對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精神分析啟發了他對王陽明的詮釋。杜維明認為王陽明內圣人格的發展蘊藏在他解決自我精神世界危機的過程中。 在這個過程中,儒家經世傳統和家庭道德傳統雙重作用于王陽明的自我價值塑造。90杜維明開啟了王陽明良知概念與西方行動哲學和道德心理學的對話。
           1982 年,出生于菲律賓華裔家庭的美國漢學家柯雄文出版專著《知行合一:王陽明的道德心理學 研 究 》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 Study of Wang Yang-ming’s Moral Psychology)。 柯雄文從倫理學和心理學的角度分析陽明思想,他將“知”理解為道德知識,并進一步將王陽明的道德哲學提升到道德認識論的范疇。91陽明思想的價值導向和現實關照為解決諸多普遍性、世界性的問題提供了可能,單就這一鮮明的特質而言,陽明思想就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杰出價值觀念代表。
           
    20 世紀下半葉至今,歐美見證了中國港臺和大陸地區陽明思想研究群體的崛起。中國香港地區牟宗三(Mou Tsung-san)、唐君毅(T'ang Chun-I),勞思光(Lao Ssu-Kwang)、黃勇(Huang Yong)以及橫跨中國港臺及北美的劉述先(Liu Shu-hsien)等學者,中國臺灣地區的方東美(Thomé H. Fang)、杜保瑞(Duh Bau-Ruei)、黃信二(Huang Hsin-Er)、蔡龍九(Tsai Lung-Chiu)等人皆致力于從儒學的現代化研究陽明思想。 進入 21 世紀,中國大陸地區盧盈華(Lu Yinghua)、姚新中(Yao Xinzhong)、彭國翔(Peng Guoxiang)等學者的英語學術作品大大豐富了陽明思想在歐美的傳播影響。 吳光(Wu Guang)、陳來(Chen Lai)等中國大陸學者因在陽明思想研究的貢獻受到英語世界的廣泛關注。 作為中國學、浙學的優秀代表,陽明思想的歐美傳播已與促進文明互鑒和堅定文化自信的時代主題同頻共振。
     


            美國學者伊來瑞注意到改革開放后陽明思想研究在我國的蓬勃發展之勢, 他將這一現象歸納為 “中國大陸王陽明研究的復興”(The Renaissance of Wang Yangming Studies in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92文化的復興與民族的復興相伴而生。 為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個體的理想追求提供智力支撐, 這是時代賦予包括陽明思想在內的浙學及中國學的全新使命。進入 21 世紀,中國大陸的研究機構與學者日益成為國際陽明學研究的重要力量。 挖掘陽明思想的人類性、世界性特點成為其國際傳播的重點:一是發揚“致良知”“知行合一”“萬物一體”等陽明思想的精神價值,將學說文化內涵與世界共享, 言之有據地傳遞包括浙學在內的中國學的“可分享價值”。二是從中國文化形象塑造的高度,為中國文化自信熔鑄更深厚的力量,進而推動包括浙學在內的中國學在世界范圍內的研究和傳播。93三是挖掘各國不同思想間的價值共識,發展文化間的對話功能,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內容和路徑依托。
     

    注釋:
    1.吳光:《“浙學”與“陽明學”論綱》,《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7期。
    2.關于陽明思想在歐美傳播研究的論文較多,版面所限不一一列出,重點請見 Chan W. T,“Wang Yang-ming:Western Studies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Philosophy East & West,1972,22(1):75~92;伊來瑞:《陽明學在美國的發展與現狀》,《陽明學刊》2015 年第 7 輯,第 198~211頁 ;George L. Israel,“The Renaissance of Wang Yangming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hilosophy East & West,2016,(3):1001~1019;王宇《亨克〈王陽明哲學〉及其中文底本〈陽明先生集要〉考述》,《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10 期;曹雷雨《西方王陽明思想譯介與研究綜述》,《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1 期;吳文南《陽明學在美國的譯介與傳播》,《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9年第 2 期;費周瑛、辛紅娟《〈傳習錄〉在西方世界的傳播與研究》,《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 5 期;司馬黛蘭《王陽明研究在西方》,倪超譯,《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 4 期。 此外還包括拙作《恒吉行跡及其王陽明思想研究考略》(《日本陽明學》2019年第3 期)、《陽明文化在美國的傳播》(《寧波日報》2021年5月13日),以及筆者團隊與《寧波日報》策劃的專欄。
    3.本表意在追溯16—20世紀初陽明思想在歐美傳播的主要軌跡,無法窮盡所有語種和文獻。進一步的收集有賴多語種數據挖掘和考據整理。本表制作涉及諸多考證難題,浙江傳媒學院胡智文教授與浙大寧波理工學院夏向陽副教授在信息檢索方面給予巨大的技術支持,筆者在此誠表謝意。
    4、5、6、54.巴洛斯 (Jo觔o de Barros) 的 《亞洲十卷書》(Terceira Décadas da 譧sia)和《廣州葡囚書簡》(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觔o)相關內容匯編入何高濟譯《十六世紀葡萄牙文學中的中國:中華帝國概述》。何高濟在翻譯中對兩份記錄的發現過程、版本細節和收錄出版等情況進行了細致考釋,在腳注中輔以詳實文獻史料交叉印證,如明代陳洪謨在《繼世紀聞》中記載:“乃令宸濠等自盡,揚灰江中。”鏈條完整,還原史實清晰。 詳見巴洛斯、艾斯加蘭蒂等《十六世紀葡萄牙文學中的中國:中華帝國概述》,何高濟譯,中華書局 2013年版,第 37~44、46~52、64~77、81~85、294頁。
    7.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孫家堃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9 年版。
    8.肖朗:《利瑪竇與白鹿洞書院及其他——以文獻整理視角的考察》,《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 1 期。9.張西平: 《跟隨利瑪竇到中國》, 五洲傳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 37~44 頁。
    10.黃文樹:《陽明后學與利瑪竇的交往及其涵義》,《漢學研究》2009年第3期。
    11.劉聰:《明代天主教對陽明學的融攝——以利瑪竇的〈交友論〉為中心》,《求索》2011年第6 期。12、15.徐光啟撰:《徐光啟全集》第九冊,朱維錚、李天綱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8、344 頁。徐光啟在《歷書總目表》提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 “會通超勝”的觀點代表了當時一批中國士大夫對待中西文化交流的態度。
    13.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 梅謙立注, 商務印書館2014 年版, 第 37、90頁。 《天主實義》是利瑪竇在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i)屬意下撰寫的一本“旨在要專門針對儒家士大夫, 向他們提供哲學論證以作為天主信仰預備”的傳教著作。
    14.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 1059頁。16.張君勱: 《新儒家思想史》,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頁。
    17.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下冊), 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版,第676頁。
    18.意大利傳教士龍華民(Nicolas Longbardi)、西班牙傳教士利安當(A. Sainte-Marie)先后于1701年和1703年在巴黎發表關于宋明理學的文章。萊布尼茨認真研讀上述兩文后,在致法國學者尼古拉·德·雷蒙的信中批判了二人對待宋明理學的態度,并就中國哲學中“理”的概念進行系統論述,行文中引用了“心即理”的思想,他說:“心即理,以我的判斷,這個詞的大意大概是雙關的,有時指至高無上的心,有時指的是全部的心,……”萊布尼茨認同中國思想家的觀點:“心和理是一個東西,從而理是萬物之體。 ”學界普遍認為回信是萊布尼茨圍繞朱熹理學中“心即理”和“萬物一體”思想的討論,然而考慮到萊布尼茨回信德·雷蒙,是對他前信所附上的法國哲學家馬勒伯朗士《一個基督教哲學家與一個中國哲學家的對話》一文中有關宋明理學的回復,亦考慮龍華民、利安當兩人的文章同樣是關于宋明理學的討論,存在一種可能,即以“心即理”和“萬物一體”為連接點,萊布尼茨的思想已經受到陸王心學的影響,未來的研究可圍繞萊布尼茨與訪華傳教士的更多信件進行考釋。 關于萊布尼茨與中國哲學,詳見安文鑄、關珠、張文珍編譯《萊布尼茨和中國》,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關于德·雷蒙回信,詳見萊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論中國哲學》,龐景仁譯,《中國哲學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4期及1982年第 1 期。
    19.藍莉:《請中國作證: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2015版,第222~223、229~2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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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0、70.關于“亨克”何以為“恒吉”,以及他對王陽明的翻譯研究,參見拙作《恒吉行跡及其王陽明思想研究考略》,《日本陽明學》2019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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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Ching J, “‘Authentic Selfhood’: Wang Yang -ming and Heidegger”, The Monist, 1978,61:3~27.
    86.陳榮捷在英語世界對陽明思想的推廣始見于 196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參編的王陽明詞條。 此后, 陳榮捷參與編撰 1967 年出版的《哲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和 1969 年出版的《美國大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Americana)等詞典中的王陽明條目。 參見華靄仁《陳榮捷(1901—1994):一份口述自傳的選錄》,彭國翔譯,《中國文化》1997 年第 Z1(15/16)期;崔玉軍《陳榮捷與美國的中國哲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 年版。
    87.陳榮捷:《中國哲學文獻選編》,楊儒賓等譯,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88.Wang Yangming,Instructions of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ed. and trans. by Chan W.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1963.
    90.Tu Wei-ming,“Wang Yang -ming’s Youth:A Personal Reflection on the Method of My Research”,Ming Studies, 1976,(1): 11~18.
    91.Antonio Cua,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 Study in Wang Yang -ming’s Moral Psychology,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2,p.108.
    93.張偉斌:《繁榮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堅定文化自信》,《觀察與思考》2017年第5 期。張宏敏:《“陽明學:中華傳統文化研究中的‘顯學’”》,《國學學刊》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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